壮士断腕说的是谁-壮士断腕上一句是什么意思

1.楚庄王是怎样从历史到文学的

2.就所学历史知识，分析民国史上两个“二十一条”之异同，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3.关于缅怀革命烈士的诗歌

楚庄王是怎样从历史到文学的

在《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等史籍中有关于楚庄王生平事迹和人生功业的记载，在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和《鸟之声》中，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得到浓墨重彩的艺术再现。英雄是说不尽的，但说的方式各不相同。从历史到文学，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得到了或者“谨严”或者“浮夸”的不同叙述，在接受史视域中观照人物艺术形象的生成、塑造与传播，我们发现楚庄王这一人物艺术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外在化、对象化的书写对象到内在化、体贴化的形象塑造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深入，使得人物形象逐渐饱满生动、丰富深刻，最终得到符合历史理性的“现代性视角”的阐释。

一.历史典籍中的楚庄王

据《左传》、《史记》、《吕氏春秋》等史籍的相关记载，楚庄王一生行止如次：

公元前614年，年纪尚不满20岁的熊侣继位为楚王，此即历史上著名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之初，国内政局纷乱。楚庄王元年，楚国令尹成嘉和太师潘崇率领楚国大军，东征群舒列国。趁此时机，楚庄王的两位师傅竟然煽动国都卫队作乱，攻进两位统帅的府第，杀其家兵，分掉他们的财产和仆妾。并在郢都的九座城门增设守兵，准备与成嘉和潘崇率领的大军对抗。成嘉和潘崇得到郢都内乱的消息后，率军从前线撤回，大军如云，围住郢都。郢都守军哗变，打开城门，成嘉和潘崇率领的大军一举攻入郢都。楚庄王师傅眼看大势已去，竟然胁持少年楚庄王，化装后潜逃进楚国边城――析邑，幸亏析邑大夫深明大义，诱杀了两位叛乱的首领，楚庄王才得以重返郢都。

国事蜩螗，正可以考量楚庄王的智慧;沧海横流，适足以显示英雄本色。

楚庄王知道自己威信尚未确立，王位尚不坚牢，两位师傅的叛乱和败亡，让自己在国人心中也脱离不了干系，故而奉行韬光养晦之计。

楚庄王即位三年，不理朝政，*逸无度。“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这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韬光以远祸，敛翼以待时，少年楚庄王将一片振兴楚国的苦心，寄托在钟鸣鼎食与美目巧笑之间，一忍就是三年。

三年中间，晋国曾经攻伐楚国的盟国――蔡国，楚庄王坐视不救，也无力去救。

第三年，楚国大旱，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楚国西部的庸人趁机发动叛乱，百濮纷纷响应，叛军相继攻下了楚国边城阜山、大林、阳丘、訾枝，兵锋直指郢都。警讯传来，楚庄王不动声色，仍然坐于深宫之中，醉酒酣歌。大夫苏从、伍举等人纷纷进谏，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楚庄王答道：“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这只鸟，并非凡鸟，乃是凤凰神鸟！”大夫们以此知道楚庄王胸怀大志，惊喜之余，纷纷奔走相告。

翌日，楚庄王举行朝会，“乃罢*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1]。楚庄王任用贤能，罢黜恶奸，楚国政局从此大变。

楚国大军出动，一路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方城一举荡平庸人叛军。楚国转危为安。

楚庄王六年，北上与晋国争雄，在北林打败晋军，俘获晋军统帅解扬，大获全胜。

楚庄王八年春天，庄王亲征，攻伐陆浑之戎。陆浑之戎位于伏牛山与熊耳山之间的伊水流域，本来与楚国风马牛不相及，并无利害冲突。此役是楚庄王假借“尊王攘夷”之名义，北上中原去试探周天子的实力，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强大的楚国军队面前，陆浑之戎不堪一击，首战即全线崩溃。意气风发的楚庄王在周都洛阳城外，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周定王内心忐忑不安，不敢亲自前去，特意派遣擅长外交口齿伶俐的王孙满前往劳军。

楚庄王问周天子的九鼎，到底有多大多重？这分明是要与周天子比权量力。

王孙满的回答很是巧妙，避重就虚，说：“在德不在鼎。”

楚庄王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如果将楚国兵士手中所执的长戈，融化为铜，也足可以铸造九鼎，九鼎有何了不起呢！

王孙满说：“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他的结论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听后，深思良久，不再强求，麾师回国。这就是“问鼎中原”“饮马黄河”的由来。

事实上，王孙满的一席话，让楚庄王受益匪浅，从此，他对德与力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辩证的认知。

楚庄王伐郑，取得胜利后不久，国内的老氏族斗氏又发动叛乱。这次叛乱，起因于令尹斗子扬、司马斗椒与工正?J贾争权夺利。双方都将氏族力量裹挟进来，最后导致斗氏起兵叛乱。斗氏是楚国历史上的光荣部族，从楚武王到楚成王，凡是大战，楚国向来依赖能征惯战的斗氏，斗氏为楚国的兴盛付出过无数的鲜血和生命。因此，楚庄王起初执意于调和两个氏族的矛盾，但自恃劳苦功高的斗氏后裔，难免飞扬跋扈，遇事冲动，率然起兵攻伐?J氏，在杀?J贾之后，竟然不计后果，向郢都进发。内乱的烽烟已经烧到国都，楚庄王不得不披挂上阵，亲自击鼓，鼓舞士气，将叛军镇压。为了除恶务尽，楚庄王将斗氏家族全数杀戮，只保留了正在出使齐国的斗克黄的生命。　 斗氏家族名将辈出，将星灿烂，曾经是楚国的战神，镇压斗氏，对于楚庄王来说，无异于壮士断腕。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为。斗氏的覆灭，给楚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楚庄王不得不重新寻找和培养新的战神。

庄王十三年，楚国攻伐叛乱的群舒;十四年、十五年两次伐郑，因为郑国背弃楚国，而与晋国结盟。连续三次攻伐，楚军都无法取胜。由此可见，失去战神后的楚国，一时还很难北上与晋国争雄。

庄王十六年，楚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郑国，接着移师又打败了陈国。攻伐郑国，当然是因为郑国背弃盟约。攻伐陈国，则起因于陈国内的杯水风波。陈灵公与大夫公孙宁、仪行父一起，与大夫夏征舒的寡母夏姬通奸，君臣之间，概无礼仪，简直到了无耻至极的地步。他们经常招摇过市，在驷马高车之上，与夏姬调谑饮酒。他们还当着夏征舒的面，议论夏征舒的长相，讨论他到底长得像谁，猜测他到底是谁的儿子，彼此取笑无度，惹得夏征舒大怒，挽强弓射杀了陈灵公。由陈灵公和大臣的荒*、夏征舒的弑君所导致的陈国内乱，让楚庄王有了攻伐陈国的理由。陈国已经没有国君，群龙无首，又缺乏有号召力的军队统率，因此，楚国大军未经剧烈的战斗，就攻进了陈国都城。楚庄王想借此将陈国变为楚国的一个县，从此灭掉陈国的宗庙社稷，这一计划遭到了大夫申叔时的谏止。申叔时说：“如果有一个人牵着一头牛，不小心踩坏了别人的田埂，田主就借此将牛牵走，据为己有，这种事，从道理上说得过去吗？大王您打着忠义的旗号，号召天下诸侯攻伐无道的陈国，结果却将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以后将如何号令天下呢？”楚庄王闻言大惭，将楚国军队撤回，让陈国复国。

将才从来都是在千百次的战争中产生的，都是在历经了无数的失败和耻辱之后才产生的英雄。真正伟大的将才，非经过多年实战的磨练和考验不可。楚国在屡次用兵中，也逐渐产生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才。

楚庄王在整顿军队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经济，与民休息。楚国的国力从此大增。

楚庄王十七年，羽翼丰满的楚国向中原第一大国――晋国发起挑战，兵锋所指，首当其冲是长期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

三个月后，楚军攻进郑国都城。“入自皇门”，郑襄公“肉袒牵羊”投降，自责说：“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楚庄王大度地将跪拜在地的郑襄公一把扶起，表示既往不咎，只要以后真诚地臣服楚国即可。楚庄王随即率军征伐晋国。楚晋两军相逢，对峙于?水两岸。楚军诱敌渡过?水。楚庄王率领楚国三军将士，与晋军展开决战。此役，杀得晋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兵败如山倒，晋军将士纷纷争上渡船，自相残杀，已在船上的将士挥剑斫杀想要上船的晋兵，被斫断而掉落在船舱里的手指头，可以一捧一捧地捞起来――《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惨状竟然如此！楚庄王不忍再看，便传令楚师停止追杀。

楚军大获全胜，楚国大将潘党等人建议修筑几个“京观”以夸耀楚国的盖世军功，被楚庄王拒绝了。所谓“京观”，就是将敌军的尸体堆积成小山的模样，封上粘土，插上旗帜，用以显示战绩，威慑敌军。楚庄王说：“武的本意是什么？止戈为武。真正的武力，目的在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有七德，除此之外，就是穷兵黩武。寡人实在做得还很不够。”可见，楚庄王不仅不是专以为乐的屠夫，反而具有“止戈为武”、以战争实现和平的人文情怀。

接着，楚庄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相继打败了萧国、宋国，楚国从此拥有了春秋五霸之一的历史地位。

楚庄王有包容的雅量。据《说苑?复恩篇》记载，曾经有一位将军，在楚庄王安排的庆功夜宴上，酒后失态，趁着大风吹灭了蜡烛之机，调戏庄王的爱妃，爱妃随手扯下了将军的冠缨，并向庄王告发。楚庄王却让所有人都扯下冠缨，然后才点亮燃烛，不予追究，君臣得以继续同欢。在?水之战中，有一位将军不顾箭矢剑殳，拼作战，五次击退来犯之敌。战后叙功，楚庄王问那位将军何以如此不惜血肉之躯，将军回答说，我就是那次绝缨夜宴上拉扯美人衣裳的人啊。

楚庄王勤学善思，亲自动手改装过楚国战车，使得楚国战车往来驰逐，十分自如;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楚庄王拥有了一套成熟的治国带兵的理论。

楚庄王善于任用贤能，从善如流。如令尹孙叔敖，就是他从期思陂工地上简选出来的能臣。他多次听从大夫或将军的建议，喜欢听他们的直言谠论，以匡正自己的错误或偏激，是春秋时代少有的贤明之君。

所以，无论是从器量大小来看，还是从人心向背来看，楚庄王都是一代雄主，更是一代明君！

《左传》和《史记》叙事各有侧重，如《左传》对楚晋?水之战，不惜浓墨重彩，人物的对话、战争的场景、战斗的激烈等，宛若一部精彩的战争纪录片[2];《史记?楚世家》对楚庄王叙事简略，但对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对话，和观兵周郊之际王孙满的答复，则极尽描绘之能事。无论叙事是详是略，却都对楚庄王充满赞誉和肯定。尤其是对楚庄王从善如流的雅量，不将敌人赶尽杀绝的宽容，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欣赏与赞美之情，这也是楚庄王能够取得春秋霸主地位、能够赢得诸侯列国民心认同的重要原因。

《吕氏春秋?行论》记载：楚庄王派遣文无畏到齐国出使，途经宋国，因为没有“假道”，而被杀扬梁之堤。“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于郊，兴师围宋九月”，结果“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楚庄王不忍心，“乃为却四十里，而舍于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吕氏春秋》对此评论说：“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可谓不简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还师，可谓不穷矣。夫舍诸侯于汉阳而饮至者，其以义进退邪！强不足以成此也。”评论的旨趣是对治理国家的经验及其得失的探讨，但这则文学性极强的故事却形象地刻画出了楚庄王急躁冲动的性格，及其从善如流、注重大义的道德品质。　 总的来看，史籍所载的楚庄王是一个宽宏大量、讲求信义、积极进取、有理有节的人物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史记》和《吕氏春秋》，本身就是具有文学笔法的历史著作。韩愈在《进学解》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春秋》谨严，《左氏》浮夸。”而在文学史家看来，这种“浮夸”正是叙事文学所必须的技巧。《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3]。其后的《吕氏春秋》和《史记》叙事艺术更加趋于成熟精湛，因此在再现楚庄王这一历史人物时不乏流光四溢的文学风采。“文史不分家”，此之谓也！

二.文学作品中的楚庄王

文学作品中的楚庄王形象又是如何呢？我们选取两部长篇历史小说，即冯梦龙、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4]和映泉的《鸟之声》[5]来作对比性的观照和分析。

《东周列国志》叙述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时间跨度大，历史人物众多。书中许多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只如流星划过无垠的星河，转瞬即灭。但楚庄王这一形象却予人很深刻很鲜明的印象。这是因为在明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学创作追求“人性的表达”：“明代文人对于俗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更多地带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这也是晚明时代雅俗文学进一步混融的主要原因”[6]。在《东周列国志》中，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身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回开始写到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事田猎”，后听从苏从谏议，乃“绝钟鼓之悬，屏郑姬，疏蔡女”，“侈然有争伯中原之志”。接下来叙述楚庄王问鼎中原从善如流，“诛杀斗椒”平定内乱，“绝缨大会”收服人心，吊民伐陈如同时雨，复陈义举声驰四海，伐郑，优孟衣冠为孙叔敖之子请求封地，围宋九个月后主动退兵……

楚庄王具有鲜明的楚国民族性。《左传》记载楚庄王听到宋人杀楚国外交大臣申舟的消息后，“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兴兵伐宋。盛怒之下的楚庄王，拂袖而起，光着脚板子，佩剑也不带，亲兵车队追到蒲胥市上才将他拉上战车，于此不难想见楚庄王的狂傲和冲动！

楚庄王攻伐他国，灭国之后再复其国，围城九个月看到敌国易子而食的惨状下令退军，凡此种种，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第五十三回叙事中夹杂引诗：

陈主荒*虽自取，征舒弑逆亦违条。

庄王吊伐如时雨，泗上诸侯望羽旄。

县陈谁料复封陈？跖舜还从一念新。

南楚义声驰四海，须知贤主赖贤臣。

在文体错杂的叙事中，散文体的说史固然因为追求人物的形象性和情节的生动性，而时有对于读者趣味的趋从或曰媚俗，但在诗歌体的引诗中却往往散发出别样的风采，由此形成别有意味的富于张力的文本互性。

楚庄王既有杀伐的果敢，亦有从善如流的雅量，还有海纳百川的包容。《东周列国志》在描述绝缨大会的场景之后，引髯翁诗云：“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楚庄王善于用人，自然也就具备识人的慧眼。从整体上来看，小说中的楚庄王是一个难得的正面形象。

从人性的角度来把握、理解和书写楚庄王，这是《东周列国志》的文学史价值之一。

我们再来看映泉的长篇历史小说《鸟之声》。该书从公元前621年商臣弑楚成王写起，到公元前591年楚庄王去世完篇，时间跨度为整整30年。这30年正是楚国走向鼎盛并达到高峰的时期，小说涉及的历史人物有近百个，历史事件纷繁复杂，大小战争如伐庸、伐宋、伐陆浑之戎、伐陈、伐郑、伐萧、?之战等等层出不穷，加之宫闱秘议、宫廷政变更让原本就已复杂的政治斗争充满斧声烛影的诡秘，儿女情长的爱情故事也为这段血腥历史装点出绮旎风情，而帝王将相之间的翻云覆雨、雷霆雨露往往出人意外，作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再现了距今2600多年的往事烟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小说中的楚庄王，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霸气。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是唯一一个在西周时代“尊王攘夷”、“周王天下”的大背景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王”号的方国。小说对楚庄王的霸气有精到的描述，这种对历史人物主要性格的把握和定位是相当准确的。

楚庄王年幼时是一只“呆鸟”，“如一块木头疙瘩”，他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父亲商臣弑祖父成王夺位的一幕，这种血腥场面对于一个儿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成年以后的心理会产生哪些不良影响？相信心理学家会有深刻的分析。楚庄王一生分为三个阶段，从出生到继位三年是“呆鸟”阶段;从庄王三年“一飞冲天”到庄王八年“问鼎中原”是成“霸”阶段;从“问鼎中原”到谢世是向往成“王”的阶段。作家对庄王一生所作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而最为关键的还是作家对庄王“三阶段”内部连贯线索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庄王的变化并不突兀，而有其内在的根据，这就是“成霸”与“成王”的心理向度上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几乎是悲剧性的、宿命性的存在，它贯穿了楚庄王的一生。

作家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一个矛盾的楚庄王，他必须在一系列矛盾的对峙中艰难地选择：生命的短暂与历史的长久、声色的享乐与事业的艰辛、战争的血腥与德治的祥和等等，历史学家张正明先生在分析楚庄王的性格时说：“人的性格通常都不是单纯的，往往有两种似乎并不协调的性格交缠在一起，此显而彼隐，此隐则彼显，但总有主从之分。庄王也这样，冷静时能做到的，冲动时就做不到。对公理和正义更是这样，言论和行动，认识和实践，有时合拍，有时脱节，可以几经反复，只是合拍的多些，脱节的少些罢了”，“春秋五霸，性情最暴烈的是楚庄王，但度量最宽宏的也是楚庄王，无论对国外、对国内，都是这样。对国外，逆者讨而威之，足见其暴烈;顺者抚而怀之，又足见其宽宏。对国内，若敖家族的乱臣贼子几乎被斩尽杀绝，足见其暴烈;平时爱护臣僚，珍惜人才，重大节而轻小过，又足见其宽宏”[7]。在小说中，这种矛盾的性格得到了生动形象的表现，如楚庄王挑动内部权贵自相残杀，命令申舟过宋境故意不假道而送命，伐宋时奋袂而起走到宫门外随从才给他配上剑的急躁，夜宴时对于暗中拉扯美人衣裳的将士的宽宥，借小事诱杀令尹斗班激怒斗越椒叛乱，故意冷落宿将名门而起用新人作战，下达止谏令后时不动声色的冷漠，对夏姬的多情与对其他美人的绝情等等，都是这种矛盾性格的生动体现。正是因为楚庄王一身而兼备上述诸种矛盾，这些与生俱来的性格冲突才更让人物形象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张力，小说叙事由此起伏跌宕峰回路转，吸引着读者想要一探究竟的目光。　 任何人物典型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也就是说，他与其他人物明显不同，却又具备相当的代表性。楚庄王就是这样“独特的”一个人。小说对庄王的内心世界也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庄王之所以会有诸多矛盾对立的表现，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怀疑精神。从文化大环境而论，周王朝信奉的以德治国的信条在那个战乱纷扰的春秋时代已经基本上行之无效了，而楚国相对于中原来说只是个偏远的“南蛮小国”，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但楚人自古就有“筚路蓝缕”的奋发努力精神，敢于躐等破格标新立异，面对中原周天子，楚庄王既自信又自卑;从时代背景来说，在冷兵器时代，经济和文化的发达从来就不是战争胜利的绝对保证，楚晋城濮之战时楚国实力要强于晋却以楚败结局，楚晋?之战时晋国实力要强于楚却以晋败结局，楚庄王一方面向往“王天下”的气度，另一方面却也有“霸天下”的冲动，而在实践路径上，“霸天下”要远比“王天下”来得快捷迅速。这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怀疑，它并不是“否定”。否定太简单了，否定是顾此失彼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而怀疑则要深刻得多，它是对对立的双方都抱有“同情的了解”却又都无法相信的一种两难处境。从小说叙事学而言，这种深刻的怀疑精神让人物生动丰富鲜活起来。王安忆在解读包括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在内的一批作品时，就把“怀疑”作为文学的一种气质，并且分辨说：“我觉得‘否定’要比‘怀疑’低级，不如‘怀疑’高级。对否定，因为你是天，我就是地，它有一个参照，由此说来，否定也是在被约束的、被左右的前提之下才成立的。有正才有否，‘否定’也是受规定制约的，实际上是遵从了这个规定然后去否定。我站立的位置总是和你对立，只需要不满和愤怒作冲动，就可激发它，推动它，使它操作起来。而怀疑就不是这样了，它比较复杂和困难，虽然看上去要温和得多，不那么激烈、强烈，但包含的内容复杂得多，含有思考。怀疑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之中怀着一种痛苦，非常难言的痛苦，它不知道不要什么，也不知道要什么，处在非常大的难言之中。”[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楚庄王具备“哈姆雷特”气质，是一个被赋予了现代观念与现代意识的，能够被现代读者所理解所同情的历史人物。郭沫若在谈到他创作历史小说的目的时说“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9]。而事实上任何历史小说写作都不可能还原、复现出真正本原形态的历史现场，小说家视域中的“历史”也明显不同于历史学家视域中的“历史”，此小说家的“历史”亦会迥异于彼小说家的“历史”。有鉴于此，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部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只能是一种伽达默尔所称的“效果历史”，因而，对历史的理解过程本质上是将历史视角化的过程。映泉以巨大的创作热情写出了他心目中的楚国领袖――楚庄王，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深刻的、丰富的，具有符合历史理性的“现代性视角”。

黍离之悲、家国之恨、竹帛烟火、夕阳荒草、长亭晚别、易水壮歌、黯然魂销、彻夜相思等等历史小说写作中的经典意象，已经成为中国读者的集体文化记忆，并在有关楚庄王的文学书写中重新被反复地表现。“一千个读者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在一千个历史小说作家笔下也会有一千个楚庄王的人物艺术形象。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无尽的历史烟尘深处，活得有声有色功勋卓著直接奠定了南方第一大国基础的楚庄王，究竟存在着多少种被塑造和被书写的可能性面相？种种“前设”的知识和观念如同枷锁，束囿着作家的选择视域，我们将如何合情合理地逼近真实？如何合情合理地通过书写历史人物来表达对于当下先进中的历史的思索与启示意义？如何将历史经验和历史人物的得失成毁以成功的艺术表达直抵当代读者的心灵？这仍将是一座矗立在所有历史小说作家面前的山峰，等待着真正的艺术勇士去征服~

就所学历史知识，分析民国史上两个“二十一条”之异同，并谈谈自己的看法？

今天，我们的脑海中虽然已经形成袁世凯“卖国”的“定论”，但实际上，我们

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看到过“二十一条”的原文本和经过谈判签订的最后修订本。通俗

而广泛传播的历史教科书似乎认为读者不需要看到这些，只要接受它们的“定论”就

够了。但读者真的不需要吗？重述历史不仅要忠于历史，而且要尊重读者，这是历史

学家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尤其在涉及到给历史人物扣上“卖国”帽子一类重大指控

的时候。

第一，所谓“二十一条”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幕后的“阴谋运作”，最后签定

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

第二，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共七条，根本没有签订。

第三，原“二十一条”中的第四号全部删除。

第四，原“二十一条”中的第三号共有两条，删除一条。

第五，剩下关于山东和满洲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件与原先提出的条件大为不

同，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的条件。

应该说，这次谈判后签定的文本，基本实现了袁世凯的愿望，这就是他同曾叔度

所说的：“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数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

点纵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个“回马枪”是：“二十一条”中完全签订的几条，在条约签订后，也被袁世

凯大多“破坏”掉了。

据曾叔度提供的史料，条约签定后，袁世凯让他草拟一个“破坏”办法，曾叔度

还真搞出了一个，内容大致有，（一）破坏中日国民杂居，应该制定一个外侨内地杂

居条例；（二）破坏日本人的租地、购地，应该制定一个外侨永租地权条例；（三）

破坏日本人可以担任中国警察顾问的约定，应该制定一个聘雇外人的条例。曾叔度的

意思很清楚，在法律手段中寓以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坏条约。

但袁世凯认为这种办法太笨。他说：“我已筹画好了：（一）购地租地，我叫他

一寸地都买不到手；（二）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三

）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间不问，权

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破坏不了。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

之法。”

袁世凯有个老秘书，听说了袁世凯要破坏“二十一条”的话，大不以为然，，他

说：“既然签订了条约，就应该重视履行，明知不行，而虚与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

，暗中却加以破坏，必为祸根。本应推诚布公，向日本明言不能应允的原因。如果对

方不听，纵以兵戎相见，彼曲我直，胜败之数，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气壮，虽败犹荣

。我的意思本应坚持不允。今既允矣，成事不说，壮士断腕，听客所为。白山黑水，

暂同弃地，痛定思痛，在关内励精图治，待机而动，收复故土，似亦一策。”

袁世凯一听，斥为书生之见，说：“推诚布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并鼓励他在东北“抗日”，就在此时。袁世凯的女儿回忆：我

父亲搬进中南海后，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他的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

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

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在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

，按看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

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

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二十七师

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

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

。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

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

是珐琅烧的的小人，样子极其精致。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

话的时候，老是瞅着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

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

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家人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

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父亲自己其实不好古玩，他常说：“古

玩有什么希罕，将来我用的东西都是古玩。”

袁世凯笼络张作霖抗日获得成功。有史料载：针对“二十一条”中“日本人可在

南满买地”的条款，袁世凯秘密制定了一个“惩治国贼条例”：凡未经政府许可，私

卖田土与外国人者，以国贼论，杀无赦。这条例未见颁布，惟闻东北军界及民间皆传

言：确有此不成文法。当时，在东北的张作霖不过只有兵千人，有枪千余支而已。但

“二十一条”签订后，袁世凯密派段芝贵仆仆风尘，密赴奉天数次。此后张作霖势力

陡增，以巨金向德国洋行购械，公开扬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走出附属地，东

北的一寸土地也到不了日本人手中。我们都知道：后来张作霖因抗日而被日本人暗杀

。而在张学良时代，他子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

论。日本总领事以张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张学良置之不理。

袁世凯后数年，曾叔度去东北。有日本人告诉他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

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到。日

本人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对曾叔度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

人问。”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中日“二十一条”之签订评价说：以帝国主义开创的先例

来衡量，“二十一条”包含的新内容很少；除了满洲租借期的延长以外，它对于日本

在华地位也无太大的意义。“二十一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的外交感觉迟钝

和笨拙。全世界，尤其是美国所看到的是：当西方列强专注于其它地方事务时，狡猾

的日本在占中国的便宜。日本外交家们要求保密，结果中国政治家们却以人所不知的

内容为手段，加强世人对日本的警觉和不信任感。一九一五年五月，向袁世凯发出的

最后通牒，给日本人感觉迟钝的画像填上了最后一笔。它并未使日本得到中国人不愿

应允的东西，反倒成了后来每年五月二十五日的“国耻日”的象征。日本为保障自身

地位而阻止中国共和民族主义的企图，反而使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并指向自己。“

二十一条”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以及美国公众，乃是由于它不合时宜。它

是本着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精神制定的，可惜晚了二十年，在中华

民国的崛起和美国进步运动兴起之后才能出笼。对日本来说，它显然是取得了一个代

价过于高昂的胜利。

5．国耻与黑枪该怎样评价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的关系呢？《剑桥中华民国史

》说：袁世凯在“二十一条”谈判中“耗尽了日本人的耐心”。但要耗尽对方的耐心

，自己一方首先要有耐心，而且这种耐心不是消极的受难，而是积极主动，坚忍不拔

，也要使点手段，耍点滑头。对此，日本人肯定很难受。

就在谈判刚刚进行一个月的时候，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九日，袁世凯接到一个关心

他的外国人给他发来的一封匿名信：阁下：我得到很确实的消息，一项针对你本人的

阴谋正在日本公使馆方面策划准备之中。已向使馆运入卫队，所有事情均已准备妥当

。请将宫廷戒严，各处城墙上应设置驻军，城门设置护卫并架设机抢，各处门户设栅

栏，准备沙包以防从主要门户冲入。拖延会招致危险。一个衷心关怀您个人安全和国

家幸福的人所写。

经“确认”，信的笔迹没有经过“故意伪装”。这说明，在谈判中，日本至少有

过这样的刺杀袁世凯之预谋。倘若日本人确信袁世凯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动，这样

的“黑枪”还有什么必要呢？

民国流传的许多史料，言之凿凿，说袁世凯所以与日本签定“二十一条”，是因

为他与日本人另有密约。说的确切些：袁世凯同意日本的“二十一条”，而日本支持

袁世凯称帝。这纯属胡言乱语，其以讹传讹，没有任何史实上的根据。但这指控太过

严重。对此，就是写了洋洋数十万言《袁世凯传》并以之痛骂袁世凯的陶菊隐先生，

也不得不挺身而出，为袁世凯辩诬。他说（译文）：袁世凯心狠手辣，才足以济其恶

，关于这一点，就是受到袁世凯厚待的人，也不能为之置辨。然有一事可为袁世凯呼

冤，就是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的事情。实在是没有这回事

情啊！

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

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

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

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还聘请了许多学者和军事专家，组成“东三省研究会”，搜集国防材料。

这是因为，从朝鲜事件发生时，袁世凯已经洞见日本的野心。

袁世凯在总统任上时，日皇加冕，他仅命驻日大使就近前去致贺，经外交部反复

陈说，说这是日本的非常重典，各国都派专使，我国与日本近在唇齿间，尤其不可忽

视，他这才派周自齐前往日本。但日本人得知袁世凯的态度，竟然“婉谢之”，以示

报复。

所有这些都能证明，袁世凯与日本没什么密谋。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

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关于缅怀革命烈士的诗歌

今年10月25日是抗日女英雄诞辰100周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追记这位抗日女英雄的光辉业绩和壮丽人生，对于我们缅怀过去，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深远。

（一），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人，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大地展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曙光，新思想、新风尚与旧道德、旧观念在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1921年，中国***成立后，迅速传播。在大姐夫、中共党员郑佑之的帮助下，结识了***员何珌辉、刘亚雄。他们经常把《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寄给看，坚定了她反抗封建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意志。1924年，经何珌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后，由于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和要求外出读书，引起封建家庭的不满。特别是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三从四德”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为了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写了一篇约3000字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24年8月6日的《妇女周报》上，有力地向封建家庭专制制度进行了挑战。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25年秋，白杨嘴村成立了团支部，担任支部书记。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她与二姐 共青团员 组织起“妇女解放同盟会”，发展会员180余人。领导妇女学习文化，争取自由、平等，开展反对“三从四德”的斗争，使妇女解放热潮不断高涨。所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封建家族的叔、伯视为大逆不道。为了彻底摆脱封建家庭，1926年2月，在二姐的协助下，毅然出走，来到远离家乡的宜宾县城。在宜宾县立女子中学，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她的带动下，同学们纷纷剪掉了发辫，没人挽发髻。在宜宾女中，聪明伶俐、活泼乐观、勇敢泼辣，因而深受同学的敬佩。在女中学生会改选时，她被选为常委，并代表女中参加了宜宾学生联合会，为学联常委之一。

1926年春，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转为中国***党员。不久，一周年纪念日来到了，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走遍全城热闹的街市，开展反帝反封建讲演活动。同年端午节前夕，在宜宾发生一场抵制“仇油”（在反帝斗争中，日英等外国货被称为“仇货”，煤油被称为“仇油”）的爱国斗争。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之一。由于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学运风潮不断高涨，使学校当局十分恐惧。1926年7月中旬，学校以“嚣张”罪名，把及另外几名学生代表开除出校。等被开除的消息公布后，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同学们组成“退学团”，以示反抗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此时，北伐战争节节获胜，大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宜宾公开成立，创办了中山中学。和其他退学的同学一起进入中山中学学习。不久，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决定送她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被编入女生队。从而，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生活。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政变。5月，夏斗寅在湖北发动叛乱。这时，不顾自己患肺病住院，走出病房，奔赴战场，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战斗。7月，汪精卫叛变，至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安排她转移到上海，同年9月，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十分珍惜这一学习机会。她积极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钻研理论，努力学习俄语。1928年4月，她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同年年末，组织决定让她回国，接受新的任务。那时，正怀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但不同意，她说：“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表现出她所具有的坚强党性。

回国后，曾在湖北宜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后又调到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1929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侥幸脱险。这时，南昌一片白色恐怖。但为了让组织及早营救被捕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背着孩子，沿途乞食，辗转来到上海，向中央及时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为了不因照顾孩子而使工作受到影响，便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的妹妹陈琮英 任弼时夫人 送到湖南陈家抚养。此后，她便在机关工作。她曾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同时，派出大批干部来东北组织、领导反日斗争。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6月，到东北后，先在沈阳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以后，又来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为了便于从事秘密工作，按组织决定她与省总工会书记老曹（黄维新）结为假夫妇。在哈尔滨，她受组织委派，曾给革命青年讲过政治理论，教育青年要把革命理论记在脑子里，落实在革命行动上。她曾在太阳岛与正在开会同志们一起处一名前来侦探的伪警察。她常到老巴夺烟厂、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电车厂进行反日宣传，发展工会会员。1933年4月2日，她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的指导下，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市民书》，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进行两天，市区交通中断，城市陷于瘫痪，造成很大影响。在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下，日伪当局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为指导抗日武装工作，曾两次到海伦县巡视指导，并参加海伦游击队的斗争。自从到东北，为了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大好河山，经常废寝忘食，不避艰险地努力工作。她曾以诗言志，表达自己矢志报国，为革命献身的思想感情。她在一首题为《滨江抒怀》的诗中写到：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4年4月，中共哈尔滨市地方党组织遭破坏，满洲省总工会书记老曹被捕牺牲，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不久，她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哈尔滨，转移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

开始时她在珠河铁道南一带从事妇女工作。为发动妇女，深入到妇女当中。白天，她与妇女们一道干活，教唱革命歌曲；晚上，组织妇女开会，她给妇女们讲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在的领导下，广大妇女被发动起来，参加了妇女会。珠河的妇女会的活动十分活跃。她们帮助游击队打水、做饭，为游击队员缝补洗涮衣服，做军服、军鞋、子弹带等。她们还担负着护理伤员、抗日宣传、传递信件等任务。

在反日斗争中，特别重视群众抗日武装的建设。她和县委的同志们一道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十多支具有相当规摸的群众抗日武装。在根据地里不仅建有不脱产的农民反日自卫队，还建有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地方，肃清根据地、游击区内的汉奸走狗，配合游击队作战，并为抗日部队输送兵员，补充主力。同年秋，一度参加抗日联合军的“黄炮”队叛变。他们窜到根据地后，即遭到侯林乡农民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受到沉重打击。1934年9月下旬，领导地方农民武装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日寇在这里设有一个秘密的用活人作实验的细菌工厂。当时正好有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从敌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当敌军正在追赶时，率队冲了上去，向敌人打了一阵枪。之后，把这些受尽日寇摧残的十几个人背扶回后方医院。在后方医院里，天天给他们端饭喂药，了解情况。待他们康复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日寇用活人作细菌试验，中国人的罪行。这件事对根据地群众教育很大，激起根据地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在反日斗争中，机智、勇敢，很是著名。当时，农民武装缺少，地下工作人员在县城里得到一批，但城门把守严密，运送不出来。这时，想出办法，她与一名女战士将用油纸包裹好，装在一辆马拉的大粪车里，由车老板向城门赶去。守卫城门的日伪军一看是拉粪的大车，嫌臭，连忙挥手让快走。就这样，一批武器从县城里运了出来。事后，大家都佩服的机智、勇敢。

（三）1934年12月，大批日伪军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冬季“讨伐”。由于叛徒吴某告密，敌人着重搜索我后方医院所在地四方顶子和苇塘沟一带。当时，脖子上长个疮，住在后方医院，不幸被敌人捕去。在拘押期间，有效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做事要想着你是中国人，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但你不能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你杀我可以，但我绝不在日本人手里。”伪军连长听罢其大义凛然的话语，深受感动，启发了他的民族觉悟，最后将释放。

1935年2月，被任命为珠河县铁道北地区区委书记。她继续在游击根据地从事党的地方工作，以支援、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哈东支队扩编而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珠河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给日伪统治以极大威胁。1935年7、8月间，敌人调动大批日伪军再次闯入珠河游击根据地，对抗日军民进行空前的“大讨伐”。在这种情况下，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开辟新游击区，同时留下部分队伍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据此，第三军二团大部随主力去汤原，其余部吸收珠河五区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编成新二团留守游击根据地。由王惠同任团长，任政治部主任。

在反“讨伐”斗争中，、王惠同率领新二团在珠河游击根据地与敌军进行数次血战。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衣着单薄，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与敌人作战，有力地策应了赵尚志所率第三军主力部队的活动。对于的抗日活动，日伪报纸曾以“红装白马女匪首，狂奔于密林中”做过报道。1935年11月15日，新二团在铁道北春秋岭活动时，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激战中，我军虽击毙日军横山部队机关枪队队长古谷清一等数人，但也受到很大损失。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被。左手腕被敌人子弹打穿。许多战士牺牲，队伍被敌人打散。之后，与另外四人转移至西北沟，在一所空房子里养伤，准备再找失散的队伍。11月22日，由于汉奸告密，珠河伪警察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和伪警察中队长张福兴率第三中队包围了所住的房子。战斗中，两名同志牺牲，左腿负重伤。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情况下，等三人被俘。

等被押回县公署大院，正在珠河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股长大野泰治见其流血过多，怕她掉，取不到口供，便马上对她进行审讯。审讯中，大野残暴地用鞭子抽打她，用鞭杆戳她的伤口，逼她承认***员身份，讲赵尚志部队的情况。此时，只是愤怒地瞪着大野，对组织的机密守口如瓶。但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时，却一下打开嗓门，作出义正辞严的回答：“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还用得着解释吗？”接着，她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欺骗宣传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充分地揭露和严厉的控诉。敌人从她的坚强态度上认为，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

第五天，由大野泰治亲自监视，从珠河乘火车，被押解到哈尔滨，关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守所里。以后，大野对身负重伤的几乎每天用各种酷刑进行一小时的审讯。但不管敌人是引诱软化，还是以威胁，都不能动摇她坚强的革命意志。她回答敌人说：“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十余天后，腿部伤口已溃烂，病情危重。此时大野等敌寇仍不心，决定给她治疗，幻想医愈后“好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12月13日，被送进哈尔滨市市立医院（现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入院后，经Х光照相发现，其左大腿呈粉碎性骨折，在软组织中，竟有二十余块碎骨片。敌人为了保住她的生命，决定给她做截肢手术。但是，遭到的断然反对。以后，在市立医院外科大夫张柏岩的精心治疗下，的伤势逐渐好转。大约经三四个月，她已经能够拄着拐杖散步了。1936年3月，从第一病房迁到第六病房（现医大邻一曼街小二楼处）。并派警士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监视、看护她。

董宪勋和韩勇义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常常向他们讲述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活动情形，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富有革命意义。她把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虐罪行和驱逐日寇、推翻满洲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写在包药的纸上，让他们看。经过的教育，董宪勋和韩勇义都表示要作一个反满抗日的志士，要帮助脱逃，一起奔赴哈东抗日根据地。6月上旬，从伪警务厅传来了将有一批伪警察调动工作的消息。为了争取主动，6月24日，召集董、韩二人开会，决定6月28日逃走。（四）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董宪勋与韩勇义乘医院公休，守卫松懈之机，于当晚9时，将从第六病房后门抬入汽车。之后，沿山街向太平桥方向开去。到文庙附近屠宰场后身，下车，乘上事先预备好的小轿，由轿夫抬着逃出哈尔滨。当夜，和董宪勋、韩勇义三人又在金家窝棚换乘一辆马车，向宾县三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奔去。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逃走。于是对28日出入第六病房的人员及车辆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结果发现了那个俄国人司机。根据他的口供，敌人又找到了道外轿铺，随即派出伪警察快速向宾县三区方向追赶。6月30日晨，在仅距游击根据地二十里的李家屯附近，等三人被敌人追捕。

被捕后，敌人把她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拘留所（现东北烈士纪念馆地下室）。残暴的伪警察厅特高股长林宽重指令凶手用汽油灌、皮鞭抽、烙铁烫、铁条扎等种种酷刑加倍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她怒斥特务头子林宽重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人的信仰。”与同时被捕的董宪勋、韩勇义在其影响下，也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

一个月后，敌人对再也无计可施了，于是决定将其处。1936年8月2日，被敌人押解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珠河县。在前往珠河的火车上，镇定自若。敌伪档案资料记载：“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亡逼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才是光荣的口吻。”在列车中，从押送的敌人手中要来纸笔，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感情炽热的遗言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于车中”

写完之后，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下了：“母亲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到了珠河，敌人把架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但她气势昂扬，视如归。当日，年仅三十一岁的在珠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临刑前，她举起铐着手铐的双臂，高呼“中国***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对此，敌人资料记载说：“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优秀儿女。东北光复后，为了永远纪念她，当地政府将她从医院逃离哈尔滨时所经过的山街，改名为一曼街。同时，将她遭受酷刑的原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改建为东北烈士纪念馆。为赞颂、褒扬这位巾帼英雄，委员长曾题词：“革命英雄烈士永垂不朽！”郭沫若为其题诗：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党的好女儿、忠贞的抗日民族英雄虽已逝去，但她胸怀壮志，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及从她身上放射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本文由省委党史研究室撰写